不同时期学英语有什么不同
英语发展史(14)：几百年前的英语听起来是什么样的？,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学不被定义的英语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元音巨变”（Great Vowel Shift）始于15世纪，延续了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如果以“元音巨变”为分水岭，可以明确判断，英语长元音的发音在巨变之前和之后是有很大差距的。乔叟时代time的发音像现代英语的team，fame的发音像现在的farm。再比如，fine在“元音巨变”之前的发音是单元音，读作/f?n/，crowd在“元音巨变”之前的读音是/krud/，也是单元音；在“元音巨变”之后，fine和crowd中的单元音分别变成了双元音/ai/和/au/（也就是现在的读音）。
总体来看，“元音巨变”的结果是前元音更靠前，后元音更靠后；元音从低到高依次提升，单元音提升后，逐渐变为双元音；最高的前元音/i:/变为双元音/ai/，最高的后元音/u:/变为双元音/au/。这一时期的长元音变化使得英语听起来更加响亮，更加铿锵有力。
如前所述，“元音巨变”之后的英语听起来才像现代英语。从古至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音千变万化，十分复杂，甚至同一体制内的同一民族的口音，也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正如中国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这种语音转移不但说明方言存在的事实，同时也表明说话腔调的古今差异。就同一种语言的变化而言，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最不稳定，新词出现，旧词作古，变化最快；语法相对稳定，变化缓慢；而语音最为稳定，但语音也不是从古至今保持不变。
为什么英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发生“元音巨变”呢？本书以“语音变化假说”（Hypothesis of Pronunciation Shift，HOPS）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语音变化（包括英语的“元音巨变”和辅音变化）的六个主要因素：
英语元音舌位示意图
当多种语言频繁交流的时候，语音、语调就容易发生变化。比如法语对英语的影响，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满语和蒙语对老北京话（儿化）的影响。外来语是语言演变的催化剂，受英语dozen（打，量词）的影响，汉字“打”读第二声；受英语bye-bye的影响，汉字“拜”读第二声；受“的士”（taxi）的影响，“的”字又多了一个声调。外来语对一种语言的语音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短时间内不易察觉。“元音巨变”发生时英语正处于大量吸收外来词的时期，外来词连同外来音的进入对英语语音的改变产生过影响。在“元音巨变”之前，进入英语的法语词汇达到了最高峰，法语单词的读音无疑对英语的语音产生过深远影响。
人们普遍具有追求向上的心理，要向物质水平高的一方看齐。目前在中国，这种心态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为了适应工作环境和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人们就会有意识地修正自己说话的语音语调。学普通话，学外语或学习某种方言，都是为了广交朋友，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为提高可信度，人们也会尽力模仿某种语言，以使其内容显得真实可靠，与他人关系更加密切。商业广告是这样，BBC和VOA也是这样。过去伦敦东区的方言（Cockney English）常被讲RP（Received Pronunciation，标准英语）的人嘲笑，而近年，操伦敦东区方言的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等一大批草根明星的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口音的传统认识（伦敦东区的口音在过去常遭主流社会的嘲笑）。
贝克汉姆
在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环境下，人们就会变着花样说话。同样的话说多了，就会改变腔调，寻求与众不同的感觉。例如，或是为吸引注意力或是为活跃气氛，讲普通话的北京人经常会在讲话中夹杂一两句带有地方腔调的词语。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不经意间语音就会发生细微变化。
食物、饮品和作料对语音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人们在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会导致发音器官的细微变化，进而影响他们的发音习惯。比如在中国，北方人啃骨头、吃肉多，这些人的口腔肌肉发达、牙齿长而壮，肺活量大，喉音较重，讲话声音洪亮，是朗诵北方民歌《敕勒歌》的腔调；而在南方人的饮食中，海鲜大米较多，硬食较少，所以说话口型偏小、速度快，音调灵活多变，是朗诵南方的《楚辞》的腔调。祖祖辈辈下来，啃骨头的人和吃鱼虾的人不会有相同的说话腔调。我们不能否认，酒后讲话和酒前讲话不一样，醉酒后讲话更不一样。一个人吃辣椒太多或嗜酒成瘾，舌头和双唇的反应程度就会有所不同，其语音必然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时间长了，发音习惯就形成了。“地理大发现”（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之后，各种各样的香料、农作物和烟草从美洲、非洲、亚洲源源不断地进入英国。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英国人的语音也发生了变化。食品、饮料和作料的因素是英语“元音巨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气候寒冷的情况下，人的习惯动作是闭嘴、睁眼；而在日光强烈的热带，人的习惯动作正好相反，是张嘴、眯眼。面部肌肉和习惯动作受气候影响很大。几代人下来，遗传基因可能会发生变化。面部肌肉影响口腔肌肉，口腔肌肉的不同就会导致语音的差异。尽管人类的发音器官构造相同，但声带宽窄不同，舌头长短不一，唇齿大小各异，所以并不是所有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非洲人鼻梁短，鼻孔粗，发音自然与北半球欧洲人不一样。在中国，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的人，说话的声音普遍较重、较硬；而在人口稠密、鸟语花香的南方，人们说话的速度相对较快，因而发音较轻、较软。根据“欧洲历史气温示意图”，英语“元音巨变”发生的时期大致处于全球气候的“小冰川期”，气温在这一时期由高变低。相对来说，长期处于低温条件下的人，说话底气足，声音较洪亮。或许这是“元音巨变”的另一个原因。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登上月球时说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争议。这位宇航员在月球上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人们对原话中是否有a这个单词（这个音）争论了很多年。阿姆斯特朗本人曾坚持说有，但很多地球人说没有听到。之后有澳大利亚数码音响分析师声称有a这个音，但是这个争论直到阿姆斯特朗去世也没有定论。听力误差和音素缺失是经常发生的事。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人趁机迫害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华工。因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在长相上差不多，为了辨认，日本人就以发音来判断。因为朝鲜语中没有/ju/这个浊音，所以被怀疑的朝鲜人就被要求说日语的“10元50钱”（ju-en-go-jussen）。在那场天灾人祸中，有6000多名朝鲜人被杀害。据说还有些大舌头的日本人，因发音不准也被误杀。在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兰克群岛）的战争中，英国军队夜间行动，当心伤到自己人，于是采用“Hey Jamie”这一口令。之所以用这样的口令，是因为阿根廷使用的西班牙语中没有英语字母J代表的音，这也是音素缺失的一个例子。
吸收外来词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而音译是吸收外来词的手段之一。在音译时，如果某个特殊的外语音素在母语中不存在，译者就会用最为接近的母语音素来代替外来音素。这种母语音素和外来音素不完全对等的音译会导致音变，加上“听力误差”的因素，不但语音会出现误差和变化，而且还可能导致新词的出现。普通话的“大风”在广东人和客家人嘴里大概是“dai-feng”，西方人听到后，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就变味了，变成了“typhoon”，北方话又依“typhoon”的发音，将其音译为“台风”。当年到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新金山淘金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晚饭后这些单身男人常互相招呼着去玩赌博游戏，在这种情境下，常吆喝的一句话就是“开始啦”。闽南话的“开始了”（拼音ka-xi-lo）此后就演变成了casino /k?'sin??/（赌场）。除此之外，casino的词源还有另一种解释。《新牛津英语词典》标注，“赌场”一词是18世纪来自意大利语casa（房子）一词加后缀而成，最初源于拉丁语的“小屋”一词。英语和汉语个别字意义相同，发音类似，是英汉两种语言中同音同义异形词/字。现代北京方言中有“?”（lōu）这个字，表示“看”，这似乎与现代英语的look有某种联系。现代英语的look源于古英语的lōcian，中世纪英语拼写为loke。关于两者的关系，很难说得清是谁在影响谁，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一种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使另一种语言增加词汇的功能，当年蒙古帝国的蒙语也同样有过使英语增添新词的情况。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二者发音相似，是不同的音译，指的是成吉思汗长孙建立的复原辽阔的汗国，英文译为Golden Horde。英文horde（主要是个贬义词，指一大群人或一群游牧部落的武士）这个词与现今中国内蒙古一个汉语地名“鄂尔多斯”有着渊源关系。还有一个在17世纪时经法语（法语借用俄语）进入英语的蒙语单词，这是一个普通名词：克里姆林（kremlin）。英语的kremlin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中也存在，均来源于蒙语，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中，kremlin的意思是“宫殿”。汉语将蒙语这个词音译为“库伦”。现俄罗斯首都的克里姆林宫实际来源于蒙语的“库伦”，本义指围起来的供特殊人群居住的地方，类似城堡。
据中国媒体报道，来自中国上海的常用词“嗲（diǎ）”已被牛津英语在线词典收录。除了dia这个名词以外，还衍生出了“diaist（嗲人）”和“diastic（嗲的）”。汉字“嗲”早已经被《辞海》收录，最初来源于英文的dear，是女子矫揉造作或小孩撒娇时的口头语。现在“dia”又回归英语世界。语言是很势利的，功利性很强，英语也不例外；语言有时候又是很傲慢霸道的，英语同样如此。17世纪英语从印度殖民地引进了一个词“coolie”（印度语kuli“白天干活儿的人”，或乌尔都语kuli“奴隶”），鸦片战争之后，英语的“coolie”给汉语增加了“苦力”一词。
语言是活化石，语言的变化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当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族耻辱，同时也通过德语在北方方言中留下了令人无可奈何的印记。汉语北方方言词“个儿屁”就是一个例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北方方言中出现了这个粗俗词，意思是“死”，是德语粗俗语krepieren的音译。
中国南北朝时，西域有个被称为“高车”的民族，即唐时的回纥，元时的畏兀儿，清时的回部，当代的维吾尔。一些高车人不断西迁，在17世纪时到了笛福的笔下，“高车”就成了“克鲁索”（Crusoe）。表面上看两者好像相差很远，但实际是一回事。鲁滨孙的姓氏克鲁索（Crusoe）就是“高车”的音译。“高车”之所以最终变成Crusoe，中间有两个转折点：“高车”到了东欧就成了Kreutz，在匈牙利语中，Kreutznaer是“驾车人”（高车人）；而Kreutz到了英国，又变了一个样，成了Crusoe。由于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之间存在误差，这种误差最终导致了音变，这就是笛福书中所说的“英国常见的词汇讹误”。在当年西域高车人的西迁过程中，他们的高大车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车人离开西域到了现在的匈牙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匈牙利定居，至今匈牙利还有一个城镇叫做Kocs（高车）。在匈牙利语中，那种特有的带包厢的大轮车被称为kocsi。另一部分高车人乘坐这种马拉的大轮厢车继续西迁，到了现在的法国，这种车被称为coche。在16世纪中叶，借自coche，英语出现了新单词coach。在现代英语中，高车coach的意思有了拓展。作为名词，coach的主要意思有三个：第一个意思是“长途豪华客车”；第二个意思是“火车车厢”（相当于railway carriage）；第三个意思是“供人乘坐的大轮厢车”。在18世纪，coach又有了“体育教练”和“家教”的意思，还是莎士比亚时期的传统，不久这个名词开始被当作动词用，意思是“训练某人”。文化传播往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文化传播的媒介很多，但语言是最佳媒介。
语言是相互影响的，在相互补充的影响之下，语音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当年的“胡虏之音”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过汉语的北方方言，比如汉语中的“黄瓜”一词，为什么把一种绿颜色的蔬菜叫做“黄瓜”而不是“绿瓜”呢？原来，黄瓜是西汉时由西域传到中原的，当时称做“胡瓜”。古时候汉语中称北方少数民族的特有事物多用“胡”，如现在还在使用的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等。“胡”字含有贬义（如胡说，胡来，胡闹，胡说八道等等）。此处“胡”变成“黄”与发音接近有关系，带有后鼻音的“黄”是典型的北方汉语方言音，这是一种随着语音传播范围的扩大而发生的自然音变（近音而变），久而久之，“胡瓜”就变成了“黄瓜”。
总之，语言之间一旦有了交流，相互的影响就不可避免。经过“元音巨变”之后，英语中的前元音依次提高，后元音也依次提高，原有的前元音/i:/和后元音/u:/分别变成了双元音/ai/和/au/。总的来说，“元音巨变”的特点是：口腔形状更大，声音更加洪亮，听起来更有自信心。“元音巨变”与外来语对英语的长期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与英国人的心态、饮食习惯的改变和当时的气候变化等都有关系。英语的“元音巨变”是漫长的，同时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纵观印欧语系的语音变化，在一种语言分化演变成另一种语言时，多数情况下是辅音（声母）发生变化；如果仅是元音（韵母）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种语言内部的音变，此处所讲的“元音巨变”就是这种情况。
在当今世界，语言演变的超国界性和跨民族性更加明显。尤其是在科技通信手段高度发达的阶段，面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现状，人们似乎只能听之任之，见之任之。对于语言的变化，尤其是对本民族语词汇的歪曲和外来词汇的增加，除了表示不满或表示愤怒的控诉以外，语言纯洁性的捍卫者很难找到对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是【软实力英语】分享的第1080篇原创英语启蒙文章。
写在前面
在过去14年的家庭英语启蒙实践中，苗爸接触上千位对英语启蒙感兴趣的宝爸宝妈，也因此有机会了解了各种各样的牛娃成长之路。
所以，细心的读者朋友会发现，最近几次介绍英语小牛娃的次数比以前多了。的确如此，苗爸是希望多分享一些成功宝贝的经验，能够让更多地摸着石子过河的宝妈们有所启发。
虽然说每个娃的性格特点和生长环境各不相同，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作业，但是，家庭教育的共性大于个性，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别人的具有普适性的经验，为自己的家庭英语启蒙所用。
有鉴于此，苗爸真诚建议打算开始家庭英语启蒙的父母们，或者是已经开启启蒙教育的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一定要多学习请教，取长补短，为孩子选择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英语启蒙路线图。
有句话说得好：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宝藏。从英语启蒙的角度来说，孩子的语言潜能就是一座宝藏，但是许多父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未能充分开发，并因此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健康发展。
01
TPR的三大作用
所谓的TPR，就是Total Physical Response的缩写，即“全身肢体反应”教学法。该教学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博士Dr. James J Asher于上个世纪70年代首创。
TPR教学法是基于儿童学习母语的方法：It is based upon the way that children learn their mother tongue.
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动作学外语：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Through Actions
这一教学方法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幼儿园和教培机构盛行一时，深受老师们的喜爱。自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央视教育频道的推广，逐渐被国人所了解。
苗爸在进行家庭英语启蒙实践的时候，也经常使用TPR教学法，和苗苗做亲子互动，我说英语，她做动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我发现TPR教学法有三大作用。
第一，提高输入效率。
众所周知，语言学习先从输入开始，特别是听力输入，听不懂则说不出。在接触TPR之前，苗爸对听力输入仅仅停留在“磨耳朵”的认知阶段。
每天给孩子大量地听英文儿歌，看英文动画片，完全不属于“可理解性输入”。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克拉申提出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指的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means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what is being said or presented to them.
可理解的输入意味着学生应该能够理解所讲或呈现给他们的内容的本质。
在学了TPR教学法之后，我及时调整了英语启蒙的方向，提高了孩子的英语听力输入效率，而且是短期之内可以见到效果。
第二，锻炼英语思维。
我们小时候的英语学习，深受翻译教学法的影响，老师上课都是读一句英语，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所以，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能够摆脱翻译这根拐杖。
TPR教学法先从名词开始，通过实物或图片，帮助孩子建立英语的音和实物之间的联系，例如孩子听到apple这个单词，大脑中首先联想到的是苹果这个水果的实物形象，而不是中文“苹果”。
然后，再结合动作帮助孩子理解Eat an apple（吃苹果），全程没有中文翻译，孩子可以轻松理解，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培养了孩子的英语思维。
第三，快速积累词汇。
虽然说我们小时候没有练过听力和口语，通过死记硬背也积累了许多阅读和写作词汇，但是那种机械重复的记忆方式，是非常低效的，并不适合启蒙阶段的孩子。
儿童英语启蒙，培养兴趣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苗爸分享的20个TPR亲子互动游戏，能够有效地激发孩子学英语的兴趣。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TPR亲子互动，可以帮助孩子快速积累600+基础英语听力词汇。听力词汇多寡决定了口语词汇+阅读词汇+写作词汇。
02
成长的脚步
苗爸平日重点推广的是TPR教学法，这套方法非常适合家庭英语启蒙，可以借助TPR闪卡，和孩子进行亲子互动，在日常的吃喝玩乐的过程中，帮助孩子自然地掌握了生活英语词汇。
学龄前儿童时间比较充裕，其次，小朋友都喜欢模仿父母说话，对于语言启蒙来说，这两点缺一不可。前两天，有位宝妈与苗爸分享了孩子学习TPR闪卡的经历.
我：琪琪妈，你家宝贝最近闪卡学得怎样了？
琪琪妈：“TPR教学法真是太实用了，今天早晨醒来，我揉着我儿子得肚子说，rub your tummy,他就开始揉我得耳朵，还说，妈妈你用英语说，我揉得部位，他理解了rub是揉得意思，刚开始，揉眼睛那个卡，他总觉得是哭。”
我：有些动作比较相似，孩子一时容易搞混，非常正常。所以，在看图片的同时，父母还要结合动作，给孩子做示范。
还有一位宝妈也是一直关注苗爸分享的原创英语启蒙文章，开启了自己的家庭英语启蒙的，下面是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屏。
这个宝贝是一个小牛娃，已经能够输出一些“高级一点的小句子”了，真的进步很大。在有了一定量的输入之后，宝贝自然就会在某一具体场景中，开始简单地输出了。
更令人惊喜的是，第一次演讲训练，宝贝“发挥得居然不错”，说明宝贝的英语基本功已经不错了。
所以说，TPR大白卡非常适合家庭英语启蒙，帮助孩子积累英语听说词汇，引导孩子开口说英语。
当然，在学TPR日常生活动作短句之前，口语海报上的基本的词汇，是最先学的基础。没有这个日常生活名词基础，学啥都难。
03
启蒙的三个阶段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方法，如果一个方法从头用到尾，无异于刻舟求剑，徒劳无功。
在孩子的不同年龄段，不同启蒙期，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启蒙方法，这就叫因材施教。无论是中文启蒙，还是英文启蒙，都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输入阶段
你们找外教，为什么要找，不就是为了当陪练，调用学过的知识吗？苗爸遇到多个宝爸宝妈，跟我说，，外教在教的，全是我家娃会的。
所以，有的娃在上外教课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个问题了，会说得早就会说了，不会说的还是不会说，就是因为没有输入，所以停顿不前了。
小孩子记忆好，理解性差，这时候就要多输入多记忆。成年人记性差，理解力强，很多之前输入的东西慢慢理解了。
第二阶段，模仿复述
有了一定的输入之后，需要解决的是，先学什么，说什么。这里主要指的是跟读，或者跟着教材能说得出来。
其实，孩子听得多了，慢慢也就能背出来了。这个阶段，孩子虽然能够背诵了，但并不是理解，所以不能灵活运用。有的娃很聪明，知道变通了，编成自己的话，然后再说出来，也就是复述故事。
第三阶段，灵活运用
有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像套用公式一样，举一反三了。英语启蒙的第三阶段，就可以运用自由了。
口语海报的名词学习，就相当于知识储备，TPR亲子互动，就是在调用知识。为什么要考试，考试也是在调用知识。就是说，在调用的时候，你忘了，可以再复习。只要调用得多了，就灵活了。
听懂了不代表会运用，只有自己调用出来，用自己的理解去运用了，才是真的学会了。学进去的东西，只是存好了，存好不灵活调用，就像硬盘一样，你要搜索好久。
但是，如果你经常调用，就像硬盘一样地记忆路线，一下子就调出来了。别人的话，永远是别人的话，必须变成自己的思想。
只有通过不断地调用，逐渐内化成自己的语言，那才是自己的能力。所以说，知识，不是别人教会的，一定是自己练会的。如果不运用，一直在学，到最后就像看电视剧一样，只记住了结局。
【作者介绍】苗爸，“樊登新父母教练”，职业化英语启蒙教育推广人，头条“优质教育领域创作者”，微博“英语启蒙超话主持人”，每天分享家庭英语启蒙知识和经验。27年高中英语教学经历，14年家庭英语启蒙教育实践经验。
10.24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英语还要不要学？| 图源：pixabay.com
导 读
近期，教育部对一条人大代表建议进行了回复，在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后引发了热议。这条建议提出降低英语教学比重、高考占分比重，教育部在回复中写明外语课时只占6%-8%，引动了大量家长的焦虑。
回看近年来的社会舆论，对英语在高考中主科地位的质疑几乎年年出现，这次人大代表的建议只是老调重弹。英语在国内既受重视又遭质疑的地位，背后是国人对英语学习的复杂心态。
访谈、撰文 | 张天祁
责编 |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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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针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一条 “关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 建议，教育部在官网公布了答复。
这条建议提出，要 “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在考试中占分比重” 以及 “改革英语教学方法，不再以考高分为唯一目的，而是以口语对话、生活运用为主。”
教育部在答复中表示，中小学外语课时占比低于语文等学科。具体而言，《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规定，各科目课时比例为：语文20%-22%，数学13%-15%，体育与健康10%-11%，外语6%-8%。外语课时不仅低于数学、语文，也低于体育、艺术等学科。
考试分数占比方面，教育部表示，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 [1]。
这份答复引起了热议，一些人支持建议中减少英语在教学和考试中占比的观点，部分家长则担心英语课时占比如此之少，会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英语学习。
这样的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2021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许进曾经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等外语课程不再设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的主课，增加素质教育课程占比；不再将英语（或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的科目；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非官方的各种外语考试。” 当时也引来大量争论 [2]。
类似的建议还能追溯到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就提出，“高考不一定非得考英语”，大学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专业用不到英语，主张放开英语考试，允许考生根据情况自行选择外语或古汉语考试。
这类舆论在新高考改革前夕一度达到顶峰。2014年，各类全国中高考改革方案的消息在网上盛传，其中 “2016年起英语正式退出新高考”、“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称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英语将退出统考” 之类的说法成为热门。
尽管当事人声称这是误读，教育部也进行了澄清，但舆论一直未曾真正平息。直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明确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这一争论才尘埃落定。
在英语频遭质疑的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强调语文的重要性。2014 年前后，在各地纷纷出台或酝酿出台的中高考改革方案中，常见 “英语降分、语文增分” “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 这类说法。北京市的征求意见方案里就有 “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 分，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 这样的提议，该方案虽然没有实施，支持的声音却很多 [3]。
这种对英语教育既看重又担忧的心态，和英语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史分不开。
高考制度创立之初，外语教育在这一体系内的地位就不稳固，后来更是一度中断。1978年恢复高考后，外语的地位直线上升，高考中，外语成绩从不计入高考总分变成了100%计入总分，仅用了五年时间。改革开放之后，外语主要指的就是英语 [4]。
当时，英语不仅被看作一门语言，更被看作是现代化和国际交流的关键工具，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1978年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学不好外语不仅是业务上的失败，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败。”2001年英语教育的推广力度达到了顶峰，教育部要求全国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必修课程。
这种推广英语的政策热情持续了数十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还成立了 “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织委员会”，推行了 “市民讲外语活动”，从出租司机到街道的大爷大妈都拿到了《北京市民讲英语手册》。
横向和日韩比较，从中小学阶段开始，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明确提到了科技创新和跨文化人才培养这两项核心任务，强调国家战略。而日本韩国的文件则仅提到英语教育对公民个人的意义 [5]。
英语教育的热度，伴随着对成果的期待和无法达成目标的焦虑，费时低效的批评一直存在。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处长岑建君就曾表示，“由于我国大学生外语水平过低，严重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度。”
在政府的持续推动下，英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各类英语考试也成了中国考生必须跨过的坎。英语不仅成为高考的三大主科之一，很多学校还把四级考试通过和学位挂钩。尽管教育部多次重申从未出台类似政策。类似的措施招致了部分考生的反感。
外语学习的热潮，引发了一些人对本国文化地位的担忧。近年来，几乎每一份降低英语权重的倡议，都会把问题上升到保护本国文化传统，把学科之争定位成文化之争。今年引起争议的提议也提到，“用英语教学降下来的时间，去增加或者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减少英语分值，不是好办法
“降低英语分数占比” 这个提议，不仅早有人提出，而且在高考改革中曾经实现过。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曾经将三门高考主科的权重调整为语文、数学每门160分，外语120分。
2013年开始的新高考改革前后，各地方曾经提出多种改革方案，总体来看可以划分为三类：降低英语权重、取消听力考试、英语考试社会化，允许一年多考。其中北京借鉴了江苏的经验，计划把英语调整为100分。但在随后的改革中，只有考试社会化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6]。
这是因为取消听力和降低权重两种方式都各有问题。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取消听力考试意味着教学中对听力的忽视，自然会导致教学结构的失衡；降低英语权重的问题则在于，对教学实践的影响不大，不能起到改善教学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程晓堂曾表示，“如果高考改革只是制度和组织形式上的改革，而在考试目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等方面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从理论上讲，教师的课堂教学不需要做刻意的调整 [7]。”
况且，减少英语的分值未必会减轻考生的负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现在高考录取是按照总分录取，实质上是按名次录取，不改变这点而只调整分值，是表面上的调整。即使英语分值减到100分甚至80分，数学的一分和英语的一分还是等值的，考生的投入程度也近似。
如果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失去主科地位的学科只会被边缘化。“这一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会更严重。在很多专业、技术领域，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必须懂英语，当前的科技文献、顶尖学术期刊大多以英语为主，在普遍不重视英语的情况下，国际化人才培养必然受到影响。从人才培养角度看，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而不是缩小。” 熊丙奇说 [8]。
有些学生确实兴趣不在英语，将来也不打算做运用英语的工作，高考英语对于这些学生是一种负担。对于这种情况，熊丙奇认为减少英语权重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大学要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根据不同专业提出不同要求。
对此，熊丙奇举了一个例子。加拿大高中的数学课程按难度由低到高分为10、11、12三种，申请科学和工程专业需要修满数学11和12，招生学校也会提出具体的数学成绩要求。如果申请人文社科专业，可能就不需要提供数学11和12的成绩，只要数学10的分数达到合格既可申请，而这个标准是很低的。
而国内的情况考试招生教学一体化，统一考试之后按照名次进行录取。无论文科理科新高考的学生都要学同样难度的英语，按照考试的要求教学，这样就只会出现 “一刀切” 的英语要求，无法区别化对待。
一些人期待通过降低英语在教育和考试的权重，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和传统文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表示，从学科和文化角度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他具体解释说，从学科的角度，学习英语与学习母语之间并不是矛盾与冲突的关系，而是互补或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不能把这两个学科对立起来，更不能把母语学习不好归咎于英语学习时间太长。而从文化的角度，学习英语与英语文化，反而有助于其对本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将英语、英语文化与本国文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教育部回复人大代表建议时，也高度评价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称“外语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培养学生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熊丙奇则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应试化、工具化才是核心问题。不止是英语，语文和数学也都是应试教育，它们都不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学科素养，自然难以培养学生真正的兴趣。
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熊丙奇就指出，期待英语退出后语文教育得到强化，是 “纯属臆想”。表面上，学生可以用更多时间来学语文，但“如果应试教育体系不变，语文教育还是走应试教育路线，学生会喜欢语文学习吗？语文教育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公民素质吗？[9]”
“要改变这个问题，讨论某一个科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必须要谈到整个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不改革不解决，就是只考语文一门也没用”，熊丙奇告诉《知识分子》。
学英语，用不到吗
“学了英语将来用不到” 或者 “英语仅仅是一种工具性语言，不应该占据必修课地位”，也是唱衰英语教育的常见说法。去年提出取消英语必修课地位的许进委员就认为，“英语教学课时约占学生总课时的10%，但英语只对不到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徐浩告诉《知识分子》，这种想法出自对英语教育的误解。“大家认为学英语的目标就等于用英语去交际，离开学校后很多人没有用英语交际的机会，就得出学英语根本用不上的结论。这种想法的误区在于只把英语当成一种交际工具，窄化了英语的工具性。”
徐浩解释，英语不只是进行日常交际、完成日常生活功能的工具，它还是承载知识、作为知识中介的工具，但因为人们窄化了对工具性的认识，只看重英语交际的功能，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了。英语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学生掌握英语后，能够用英语去学习其他知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新修订课标特别提到，希望通过语言的学习，让学生能够增加对自然、对社会和对自我的认识。
另外，学习作为一个过程，本身也会促进把人的认知发展和成长。所以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课标特别强调外语学习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10]。
语言学习对学习能力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例如，美国一项长达18年的跟踪研究说明，学校提供的双语教学模式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第二语言成绩，也能够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成绩 [11]。
程晓堂也表示，“ ‘使英语回归工具属性’ 的观点，就是只看到了英语本身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而没有看到英语学习在开启学生心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开阔学生视野等多方面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国家强大了，中文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将来就不需要用英语交流了。在程晓堂看来，这种想到是不对的。英国的一篇外语教育发展战略报告就指出，由于英语在全球的强大影响力，英国忽视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但英国人因为不懂外语错失了大概25%的商业机会 [12]。
对于 “英语只对10%大学生有用” 这种说法，熊丙奇指出，谁都不能确定将来自己一定属于用不到英语的90%。另外，这种舆论在熊丙奇看来折射的仍然是 “一刀切” 的应试教育体系与多元需求之间的矛盾。
他指出，在 “一刀切” 的招生考生制度下，大家的讨论往往就变成了两种极端，要么都去学英语并要求达到一样的水平，要么是都不学，没有一个中间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给受教育者选择权，这要求大学有招生上的自主权，同时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展现。
英语应该如何学
在英语学习上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迟迟见不到效果，也导致了很多学生与家长对英语教育的不满。
英语学习负担太重吗？徐浩认为看待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正视语言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的两个特点。首先是学习全程比较长，需要持续的投入。他表示学生在达到CEFR（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b2等级（高于高中毕业生平均水准）之前，都需要稳定有规划的学习，至少一周学习8-10小时。
第二是中间不能断线，断线可能前功尽弃。第二语言学习者如果减少或者停止使用某门外语，水平就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语言磨蚀。积累越少，中断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所以说，越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学习越需要持续。
从课程的角度，徐浩认为英语并不是一个学科，不能类比知识体系清晰、学科性明显的物理化学等学科。英语也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分段进行规划，而是需要一个一条龙的总体的规划。和母语的学习类似，英语学习也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见效，“就像有的学生语文好，不可能是上了一个学期补课班，他语文就特别好了。”
学英语吃力的学生，可能是因为在小学阶段没学好拼读，不认识基本单词，初中课程难度上升自然会感到吃力。学生觉得英语负担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老师没有教他们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徐浩建议，“在课上要教会孩子一些最基本的方法，让他尽快尽早的变成一个自主学习者。只有变成自主的学习者，他才可能解决学习负担的问题。”
“比如碰到一个生词如何背，又比如说背课文，背课文第一遍怎么处理？第二遍怎么处理？这些很多时候在学校课堂上是没有人教的，学生回家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做。” 徐浩说。
徐浩举了北外英语专业低年级课程的例子。低年级的精读课教学目标不是多少篇背下多少单词，而是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让学生提高语言意识，也就是对语言的敏感，看到一个生词，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一词多义的单词，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第二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如何根据文本不同进行不同的释义，如何背长单词，这些学习方法老师都会细致教学。
至于英语教育成果不佳的批评，如果横向了解下日韩的英语水平，或许可以缓解这种不满。中、日、韩在托福成绩上一直相差不大，2010年中国托福平均成绩77分，韩国81分，日本较低只有70分，都是中游水平。在非英语母语的国家中，中国的英语水平并不算差。问题比较大的是口语，中、日、韩的托福口语平均分在世界上都是倒数 [13]。
郭英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呈现大幅度提升的趋势。中国学生的托福、雅思乃至GRE等成绩，是不会输给绝大多数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生的。而且，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听和读的能力占有很大优势。这些成就得益于中国的英语教学，包括基础教学与高等教育中的英语教育与教学。
社会上另外一种常见的批评就是“哑巴英语”。学生和家长觉得英语学习不见效，部分也是因为自认无法和外国人顺畅交流。过去，中国英语教学普遍采用的“双基教学”模式，看重语言知识的体系化和准确，不强调交际能力。随着英语的交际功能越来越受重视，这种教学法饱受 “哑巴英语” 的批评。
郭英剑也认为，对英语教育效果不佳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多年的英语教学中，对学生口语能力的表达重视不够，对学生的口语训练严重不足。同时，教师对于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过于苛刻，导致学生担心出错而不敢大胆地讲英语，这些因素都让人们觉得，我国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不高。
有鉴于此，2001年后启动的 “新课程” 改革，非常强调语言的交际性，侧重情景交流，就是要强化国内学生的听说能力。但中国学生并没有方便地和外国人交流的条件，语言技能也很难如预想中得到训练 [14]。
徐浩也提到，很多研究表明，学生做活动，比如演话剧、教育戏剧、辩论演讲等等，不一定能够促进英语知识的生成或者增加。基于缺乏英语环境的现实，从读写入手，也是获得知识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的途径，当然，这不代表忽视听说的重要性。
英语课时下降的隐忧
2022年，“新课标” 实行之后，很多家长发现英语课一周只剩下两节，课时还没有体育多，更比不上一周五节课的语文了。同时，一二年级的英语考试也取消了，这样很多家长焦虑不已。
这次教育部回复中提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规定，外语从三年级开始开课，课时只占总课时的6%-8%，澄清误解的同时也坐实了家长的担忧。
实际上，这个比例早在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就已经确定，外语课时比例不仅少于数学语文，还少于思想品德。[15] 据新京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当时北京市大部分小学一、二年级每周有两课时的英语课。一位北京教委负责人表示，2001年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从一年级开设。
徐浩表示，课时减少肯定会对英语学习产生影响，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自主学习，也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够起到重要辅导作用，很多学生还是依赖学校的课时。
徐浩特别担忧的一种情况是，英语校内课时的减少会带来教育不公平，一些资源不足的家庭可能受到更长远的负面影响。现在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数据来考察课时的减少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很可惜的是，基础教育阶段几乎没有标准化的、稳定长期的测量和跟踪调查。
徐浩认为，时下很多关于英语教育的批评或争论，其视角是非常局限的，往往过度强调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应如何进行课时分配的问题。实际上，英语作为一门课程承载的知识技能如何，培养学生储备的价值是否重要，才是更应该讨论与关注的问题。
即使只从当下看，也不能仅仅因为其他国家的课时略少于中国，就决定减少国内英语教育的课时。更重要的是看英语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包括解决 “卡脖子” 问题的作用。在徐浩眼里，英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甚至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可选项，不是选还是不选的问题。”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iaocaiju/202209/t20220923_664174.html
2.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21-03-04/doc-ikftpnnz1832282.shtml
3.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WJX201501001.htm
4.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SYA201401005.htm
5.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CJD&dbname=CCJDLAST2&filename=YYZC201501006&uniplatform=NZKPT&v=bu-V2oDpJZ8w_SpxjPi9Rrn2CRDCsNii8tyX19dTEloVbG_1V_DIFcmLHcx3FqA5
6.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YCJ201603001.htm
7.https://aic-fe.bnu.edu.cn/docs/20181024112634371369.pdf
8.https://lx.huanqiu.com/article/49oBUmc5iNP
9.http://www.gdzsxx.com/xw/gk/201405/56096.html
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7054/200111/t20011119_88602.html
11.https://www.berkeleyschools.net/wp-content/uploads/2011/10/TWIAstounding_Effectiveness_Dual_Language_Ed.pdf?864d7e
12.http://rdbk1.ynlib.cn:6251/qw/Paper/562987
13.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YPL201607041.htm
14.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YQY201801003.htm
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7054/200111/t20011119_88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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